阿绿:民族志电影其实还是一个关于拍摄者个人如何去看待、去解释自己所拍摄到的东西,好像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还是存在一种天然的不对等的权力关系。但另一方面,拍摄者在拍摄被拍摄者的时候,也还是需要借助被拍摄者的语言、行为和反应来表述“我”想要表达的观点。这是不是一种必要的权力?很矛盾但又很有必要。影片的回返一共有三次。第一次是阿鲁斯接到母亲的电话,回到家乡看望生病的母亲。在第一次的回返中,阿鲁斯并没有回到真正的草原,而是从大都市回到尚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,是从中心返回边缘。此时,回返仅仅意味着空间的转移和景观的变化。返乡的阿鲁斯坐在封闭的出租车内,冷眼旁观着家乡的道路、楼房与人群。母亲随哥嫂一家居住在城市的楼房里,困居于斗室的她在墙上画满了蒙古包、牛羊马匹,以及一棵一半生一半死的树。被疾病剥夺理性的母亲努力突破楼房的束缚,用绘画、吵闹等身体行为进行对抗,将自己的意识对焦于潜在的记忆,主动地寻找一种生命深处的景观,还原对她而言至关重要的草原生活。这种还原行为在后两次回返中得到了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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